日本在公元16世紀走到了內戰的高潮。幾十年動蕩不安，后來偉大的武士德川家康打敗了所有的敵人，在1603年成了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將軍。這個家族統治日本大約260年。到1868年，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治被廢除。漫長的德川時代是日本歷史上最值得重視的朝代，它在國內維持了一種武力威脅下的和平，有效地執行了類似中國的中央集權制。

但德川家族一開始就有個大麻煩，始終沒有妥善解決。一些強藩曾經在內戰中反對他，被打敗以后才勉強歸順。這就是所謂“外樣大名”。因為日本宗族以藩為紐帶，德川不能將他們趕盡殺絕，而是保留了領地和家臣。相對應的，德川的盟友成為“譜代大名”，有權進入權力中樞，也享受德川家族的榮譽。為了維持這個困難的政局，德川的策略就是隨時削弱“外樣大名”的力量，防止他們聯合。結果，為了和平和統治權，德川不僅沒有順應歷史去廢除封建體制，反而逐漸加強了這個體制。

具體到日本人的生活，德川大力鞏固封建等級觀念，政府對國民的日常行為作了詳細的規定，確保所有人固守本分。每一戶的家長必須在門口張貼有關其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志。他的衣著、食物，以及可以合法居住的房舍，都要依照世襲身份的規定。在皇室和宮廷貴族（公卿）之下，日本有4個世襲等級，其順序是士（武士）、農、工、商。其下還有賤民。賤民中人數最多、最為人所知的是“穢多”，即從事各種污穢職業的人。他們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剝取死獸皮及鞣制者等。他們是日本的“不可接觸者”，更準確地說，他們根本不算人，甚至通過他們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計入里程，仿佛這塊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這些人窮得慘不忍睹，除了被批準的這些職業不可能干其他事，正式的組織和社會活動都把他們排斥在外。

比賤民高一個等級的就是商人了。這肯定讓美國人吃驚，但絕對是事實。商人牟利必須讓物質和人員流通，而德川政府最擔心的，就是流通造成的各種敵對勢力的聯合。實際上，商人階級就本質來說是封建集權的破壞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榮，所封所建就被打破，集權就會衰亡。17世紀時，德川氏頒布了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未有過的嚴峻的鎖國令，打算從根本上鏟除商人的基礎。日本曾經在中國和朝鮮的整個沿海地區進行海外貿易，商人階層隨之發展。德川氏規定，凡是建造或駕駛超過一定大小的船只者，都要處以極刑。而政府準許建造或駕駛的船，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陸，也不能運輸商品。國內交易也受到嚴格限制，各藩藩界均設有關卡，嚴格禁止商品進出。另有一些法律規定商人社會地位低下。《奢侈取締令》中規定了商人的穿戴、雨傘以及在婚喪時的費用限制。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區域內。法律不保證他們可以免受特權階層———武士之刀的凌辱。德川氏企圖把商人永遠置于卑賤地位的政策，在貨幣經濟中無疑要失敗，而當時日本早已發展到貨幣經濟時代。

面對無數困難，德川政府努力在維持。武士和農民是日本最重要的兩個階層，德川幕府把他們分別凍結起來。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偉大的名將豐臣秀吉已經用著名的《繳刀令》，完成了這兩個階級的分離。他收繳了農民的武器并規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權。武士再不能兼作農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從事生產，他喪失了自食其力的資格，成為寄生階層一分子，每年從農民的賦稅中抽取貢米作為俸祿。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額分給每個武士家臣。封建大名與手下武士之間的牢固紐帶，是在各藩國之間兵連禍結的戰爭中結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時代，這種紐帶變成經濟性的了。日本的武士與中世紀歐洲的騎士不一樣，既不是擁有領地和農奴的小首領，也不是有錢的士兵。他們是依靠俸祿生活的人，其俸祿額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決定。俸祿并不富裕，根據日本學者估計，整個武士階級的平均俸祿與農民的所得相差無幾，只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對武士來說，如果幾個繼承人分享這點俸祿，那就更加頭痛。結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規模。不過財富對人的影響力太大，武士必須避免窮困的生活影響他們的威儀，結果他們形成了一個通行的信條：儉樸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與農民、工匠和商人之間有一條巨大的鴻溝。后三個階層是老百姓。武士的配刀不單是裝飾，他們對老百姓有拔刀的權力，刀是其特權和階層的標志。不過這并非德川的首創，德川之前已經有這樣的傳統。幕府頒布的法律規定：“對武士無禮的庶民，可即斬殺。”在他正式的法律中，庶民與武士各自有詳盡的義務和行為準則，兩大階層之間有不可逾越的距離；但在他臨時頒布的法律中，又為僵硬的等級制增加了彈性，為兩個階層一再架起了橋梁。

在德川時代，武士已不僅舞刀弄劍，他們日益成為藩主財產的管理人及各種風雅藝術的專家，如古典的能樂、茶道等。他們處理各種文書，用巧妙的政治手腕執行主人的意志。200年的和平是一段很長的歲月，幾乎沒有像樣的使用武功和戰略的機會。商人不顧嚴格的等級規定，逐漸發達并開始追求舒適高雅的城市生活，武士雖然也時刻準備拔刀應戰，但又在無聊的日子中，發展出非常精細的藝術品位。

農民不是貴族階層，他們對武士的欺凌只能逆來順受，沉重的賦稅也頗讓人喘不過氣，而且他們經營其他事務會受到政府的嚴格限制。但法律對他們的某些重要權利嚴加保護。比如，德川統治時期禁止永久的土地轉讓，使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非常牢固。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不過農民得養活整個上層社會，而這個階層數量大約有200萬。他們要交實物稅。同樣是水稻產區，泰國的傳統賦稅是10％，而德川時代的日本則是40％，實際交納的還要高。有些高產區的藩主收去農民一年所得的80％。此外還經常有強迫徭役和無償服務，消耗農民的精力和時間。結果，農民和武士一樣，限制自己的家庭規模。整個德川時代，日本的人口增長幾乎是停滯的。在一個長期和平的亞洲國家，這樣的人口停滯很說明問題。不過，每個等級都對下級承擔著具體的義務，如果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最貧困的人也會表示不滿。

極度貧困的農民時常起而反抗。有時候是針對封建領主，有時候直接針對幕府當局。德川時代的256年間，此類農民起義不下1000次。他們一般不反對沉重的40％的賦稅，而是抗議在這個基礎上又增加的賦稅。因為無法忍受，他們成群結隊地涌向藩主，但請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農民們寫好請求免除苛政的請愿書，遞交藩主內臣；如果請愿書被扣壓或者領主不予理睬，他們便派代表去江戶把狀子呈送給幕府將軍。在一些著名的起義中，農民在江戶城內攔截幕府高官的車駕，確保狀子不被扣壓。農民此舉風險很大，幕府首腦一般首先解決當前問題，而后則追究農民領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決有半數傾向于農民的利益。當局看來，農民的請愿可能正當也可能是無理取鬧，需要評判，而且正當的要求應該尊重。但是，農民起義的領袖則已觸犯等級制度的嚴峻法令。即使判決傾向于農民，但農民領袖應該判處死刑，斗爭的目的再正確也必須死。甚至農民領袖自己也承認這種無法改變的命運。被處死的人是農民的英雄，人們聚集刑場，目睹首腦們被投入油鍋、砍頭或者釘上木架。他們不會暴動，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領袖們作為殉難烈士供奉起來。他們很清楚這樣做很殘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核心，必須接受。

多年來幕府一直努力鞏固各藩的等級結構，使每一個階級都依靠封建領主。大名在每個藩中處于最高地位，將軍在行政上的最主要任務就是控制大名。他采取一切手段防止大名間結盟，甚至未經將軍許可，大名不許互相通婚。各個領地之間經商受到嚴重阻礙，哨卡林立，彼此甚至不準架橋。幕府嚴禁大名“出女入炮”，就是私運婦女或者偷運武器入境。將軍還派了許多密探了解各個大名的財政狀況，一旦某個大名金庫充實，將軍就會要求他承擔大型的土木建筑工程，把他多余的錢全都花掉。各種規定中最有名的一項就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須在京城住上半年，當他返回自己的領地時，也必須把妻子留在江戶，作為將軍手中的人質。幕府費盡心機保護自己的權力地位，使日本保持基本的平靜，沒有走向中國改朝換代的輪回。

當然，將軍不是這個等級制金字塔的尖端，他是奉天皇之命來掌權的。天皇才是最高等級，但他和他的宮廷世襲公卿貴族隱居在京都，沒有實際權力。天皇的收入甚至比不上最小的大名，宮廷的一切儀式都由幕府嚴格制定。盡管如此，有權有勢的德川將軍也沒有廢掉天皇。他把他隱藏得如此隱秘，德川幕府即將崩潰的時候，打開日本大門的佩里將軍也沒有想到將軍的背后還有一位天皇。美國第一任駐日使節哈里斯于1858年和日本談判第一個通商條約時，也得依靠自己去發現天皇的存在。

追尋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我們得隔遠一點兒看。泛太平洋地區一直有一個“神圣首領”的概念，他可以參與政治，也可以只是個象征，但他本人是神圣的。在新西蘭各部落中，神圣首領絕對不可冒犯，以至他不能親自取食而必須由專人喂食。這個喂食的湯匙都不許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齒。他外出時必須由人抬送，因為凡是經過他神圣的雙腳接觸過的土地都自動地成為圣地，而為神圣首領所占。他的頭部尤其神圣，任何人都不能摸。他可以跟部落諸神直接對話，凡人則聽不到，看不見。在某些太平洋島嶼，比如湯加島或西薩摩亞，神圣首領與世俗生活完全沒有關系。世俗首領掌管權力，經營一切，而神圣首領只負責主持宗教儀式，他要在果園中接受第一顆成熟的果實，完成復雜的儀式過程，然后人們才敢吃這些果實。神圣首領去世的時候，人們用“天堂空虛了”這種詞句來宣告，并在莊嚴的儀式中抬入巨大的墳墓。因為他與世俗隔絕，為人左右，因此有些旅行家認為，神圣首領成了世俗軍事首領的某種政治犯。日本天皇在幕府時期，與湯加的情況非常相似。

不過天皇雖然被軍事領袖架空，沒有政治權利，但日本人心目中有他一個恰當的地位。日本人看待天皇并不以其政治業績為標準。在大將軍統治日本的許多個世紀中，日本人始終如一地珍視天皇和他的宮廷。只有用西方人的眼光才覺得天皇是多余的。在日本人看來，從天皇到賤民，每一個等級都有他獨特的作用，都不可缺少。

日本政府在75年前宣告封建制度結束。但根深蒂固的民族風俗不是誰宣布結束就能結束的。我們在下一章會看到，日本的政治領袖是如何謹慎地構造現代日本，期望這個國家能保留大量的傳統，以免喪失自身的特性的。盡管整個國家的目標發生了改變，但日本人不可能一下子變成西方人。他們在幾百年里已經習慣了法律和秩序，習慣了維持法律和秩序的鐵腕手段。他們在內心深處相信，細致繁瑣的等級規則就意味著安全和穩定，只要他們停留在已知領域之內，認真履行精細分配的義務，那么他們是能夠信賴這個世界的。盜賊無處躲藏，
內戰受到制止，人們只要能證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權利，他們可以申訴并期望得到補償。歷代德川將軍中最開明者曾經設置過控訴箱，任何一個機構都可以把自己的抗議扔進箱子里，只有將軍本人才有打開這個箱子的鑰匙。在日本，粗魯的侵犯能得到有力的制止，只要這種行為越出約定俗成的規則。人們非常相信這些規范，大家都知道，只要遵守它，就能得到安全。

人們衡量彼此的勇氣和完美不是看他敢不敢反對或修改這些規范，而是看他是否與規范保持一致，是否奮力捍衛這些規則的尊嚴。要知道這些規則可不是摩西十誡中那些模糊抽象的道德原則，而是非常具體而詳細的規定。這種場合該如何如何，那種場合又該如何如何。武士此時該怎么做，平民該怎么做，兄長該說什么，弟弟又該說什么，等等。

世界上不是只有日本人實行過等級制度，但日本沒有像其他一些生活在強力控制之下的民族一樣，變得溫順怯懦。這是因為日本的各個階層的利益都被考慮到，都享受著某種保障。甚至賤民階層也得到保證，讓他們壟斷自己的特種職業，他們的自治團體也得到當局的承認。而作為合法團體，當賤民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他們有適當的通道進行申訴。雖然每個階層都很不如意，都覺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大家又都信賴這一秩序，相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安全。而且日本的等級限制具有一種區別于印度種姓制度的彈性。他們有一整套明確合法的手段對制度進行微調，任何人都覺得這樣做不會違反常規。一個人可以有好幾種辦法改變自己的等級身份。隨著貨幣經濟的逐漸發展，高利貸者和商人必然會富裕起來。這時候富人就使用各種合乎傳統的辦法使自己躋身上流社會。他們把還不起錢的農民的土地扣押下來，等待他還債，自己就變成了“地主”。農民繼續耕種自己的土地，但在贖回土地之前，得向高利貸者按時交納高昂的地租。這些富人的子女還與貧困的武士通婚，儼然成為武士的岳丈，順利地把自己的家庭拉到貴族階層。

還有一個辦法是過繼和收養。富人們把自己的兒子過繼給武士當養子，結果親生父母與高貴的養父母就結為親戚；他們也讓自己的孩子入贅到武士階層，一樣有效。雖然，日本人入贅的代價很大，他必須放棄生父家的身份，轉入妻子家的戶籍并隨妻子的姓氏。但這樣一來商人的后代成了武士，并獲得武士的財產繼承權。武士因為處于寄生地位，往往窮困拮據，給富人提升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大量機會。

因為日本的等級制度沒有限制不同階層的人互相通婚，就為階層之間的血緣流通提供了合法而寬闊的手段。在經濟發展的年代，富人成批地滲入下層武士階層。這種情況與歐洲很不一樣。歐洲封建制度的崩潰是劇烈的，整個制度受到了一個逐漸發展的強大中產階級的壓力，這個階級完整地統治了現代工業，悍然挑戰城堡和重騎兵。日本卻沒有產生這樣整齊的中產階級，因為商人和高利貸者都以合法的手段進入了上層社會，他們與原來的上層社會結成了自然而然的聯盟。結果歐洲在工廠主的重壓下茍延殘喘，而日本反而沒有階級之間血腥斗爭的跡象。這一點，非常令人驚奇。

因此，看起來非常細微的差別產生了重大的、迥然不同的結果，歐洲的階級在大尺度上固定住了，像法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就爆發了激烈沖突，貴族的財產乃至生命都會被剝奪；而日本，因為階層之間關系較近，就沒有產生壁壘分明的沖突。推翻老邁腐朽的幕府政權是誰？是商人、金融階層和下級武士共同完成的。日本直到近代一直保留著貴族制度，如果沒有這種溫和的階級流通，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可見繁瑣細致的行為規范和等級制度有一些值得信賴的理由，日本人喜歡這一套制度，而從歷史的大范圍來看，它確實保證了許多利益，減少了流血。說它給予安全，在許多地方是有理有據的。

在德川幕府于19世紀后半葉崩潰時，日本沒有任何集團主張廢除這些規范。那里沒有發生“法國大革命”，甚至連“1848年式的革命”也沒有發生。然而，形勢已無可挽回。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整個森嚴的等級幾乎同時受到了來自金錢的壓力。從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將軍，每個階級都欠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債。人數眾多的非生產階級和巨額的財政支出已無法維持。財政窘迫的大名無力支付其武士侍從的定額俸祿，整個封建紐帶的網絡已只能供人嘲弄。他們企圖靠對農民增課已經很重的賦稅來避免淪亡，還經常提前征收，使農民貧困到極點。幕府也瀕臨破產。當1853年佩里司令官率艦隊前來之時，日本國內危機已很嚴重。在他強行闖入日本之后，于1858年簽訂了日美通商條約。當時日本恰好處于封建危機的頂峰，日本民眾驚恐地發現，自己的國家面對外國的粗暴入侵，竟然無力抵抗。幕府成了全體指責的目標。

立刻，口號響徹了日本———“一新”！即“恢弘往昔”，“王政復古”。這種口號無論怎么說也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進步的。與“尊王”這個口號連在一起并同樣廣為流行的口號是“攘夷”。國民支持回到鎖國政策黃金時代的政治綱領。極少數領導人懂得這條道路是如何行不通，他們努力奮斗，卻被暗殺。似乎毫無跡象表明這個不喜歡革命的國家會啟動大規模的變革，會順應極其陌生的西方模式，更不用說50年后竟能與西方強國一爭雌雄。但這一切居然成為現實。日本發揮了與西歐各國完全不同的固有長處，達到了極高的目標。可以說他們完成的業績甚至超過其本國精英和激進輿論所提出過的最高要求。19世紀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從水晶球中看到日本的未來，他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因為當時地平線上哪怕巴掌大的烏云都沒有升起，可以讓高人預示幾十年后會有一股風暴橫掃列島。但是不可能的事情竟然發生了。日本依靠自己愚昧落后、被等級制度壓得半死不活的民眾，突然轉向一條嶄新的道路，并堅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