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智庫對話｜RCEP談判進展、前景及對中國的影響 

對話嘉賓

趙晉平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原部長、研究員，國研智庫首席經濟學家

白 明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徐長春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戰略研究部研究員

2020年6月23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簡稱RCEP）15個成員國舉行部長級視頻會議，一致決定努力推動年內簽署協定。《中國發展觀察》邀請三位專家對此進行深入解讀。專家認為，RCEP的影響和意義超過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如果RCEP順利簽署并正式生效，將對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起到很大推動作用，在恢復受到疫情影響的全球貿易和投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RCEP的前世今生

中國發展觀察：趙晉平老師參與了RCEP談判的可行性研究。請介紹一下RCEP從提出到如今的發展脈絡。

趙晉平：RCEP是從2012年開始，由參與談判的各國首腦達成了一致意見。這是由16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越南、老撾、緬甸、柬埔寨等東盟10國，以及后來邀請的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10+6”）——來共同推動的一項制度性安排，是為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開展的自貿協定談判。

實際上，這個涉及16個國家的東亞區域性合作安排，經歷了一個艱難的談判過程。自2012年起，先后召開了3次首腦會議、19次部長級會議，經過了28輪正式談判，16國中的15國終于在2019年11月就其中的20個文本達成一致，發表了聯合聲明（印度暫時還不能和其他各方達成一致意見）。按計劃，15個國家先行在2020年年內完成后續工作，爭取簽署一個由15個國家參與的RCEP協定；并希望印度能夠抓緊時間，進一步推進和其他國家之間的談判，爭取能夠加入到這個大家庭中。

從RCEP本身來說，它的影響和意義遠遠超過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因為中國－東盟自貿協定是一個雙邊的自貿協定。如果把東盟作為一個經濟體，他們彼此之間經濟聯系比較緊密。雖然說雙邊11個國家，從人口總數、經濟總量、外匯總量來說，都在全球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相對而言，中國－東盟自貿協定對中國和東盟10國的經濟影響更為直接，而對于其他國家的影響相對有限。

尤其是提出RCEP的時候，當時還有一個美國主導的TPP，東亞各國感覺到，如果TPP真正生效的話，對整個東亞地區的經濟體將是一種挑戰，而且東亞地區有可能被邊緣化。當時的背景，迫使東亞各國選擇推進RCEP。

徐長春：根據當前的談判結果，RCEP成員方包括東盟10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國。印度暫時不參加，但RCEP部長級會議聲明RCEP將對印度保持開放。RCEP涵蓋約35億人口，GDP總和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1/3，這將是世界最大的自貿區。

RCEP主要是東亞區域國家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協定是立足亞洲實際、由東盟發起的包容性自由貿易協定，照顧各成員方對外開放的承受力，具有明顯的亞洲特色。在全球高質量開放的引領下，RCEP的開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貨物貿易開放水平達到了90%以上，屬于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協定。

白明：考慮到目前有中韓自貿協定、升級版的中國－新加坡自貿協定，中國與新西蘭的自貿協定也進入了升級版，（所以）中國、新加坡、新西蘭、韓國的進展比較快。不同國家的進展其實也存在著不平衡，比如中日之間沒有簽訂自貿協定，那么推進起來就會比較困難。而且，日本對不同協定的熱衷度和優先級也不一樣，優先級比較高的是它自己主導的CPTPP（即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與進展協定）。日本對CPTPP比較上心，對于RCEP則有點患得患失。雖然每年都說加快RCEP談判，但是要取得實際性突破，也沒有想象的那么簡單。

中國發展觀察：去年10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協議書》對所有成員全面生效。今年上半年，我國與東盟農產品進出口1370.5億元，同比增長13.2%，拉動與東盟貿易增長0.8個百分點。回顧中國和東盟經貿關系的發展過程，如果簽署RCEP，將會對中國和東盟產生什么影響？

趙晉平：從2000年開始，中國和東盟之間就簽署自貿協定進行可行性研究，到2004年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中國和東盟之間第一輪談判所形成的自貿協定于2010年生效，并且全面實行。這種制度性合作的結果是，雙邊絕大多數商品相互進口都是零關稅。不論是從當時的背景，還是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種雙邊自貿關系對于穩定中國和東盟之間經濟貿易和投資往來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制度性合作給中國和東盟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一是2010年中國－東盟自貿協定生效之后，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國和東盟對自貿協定進行了“升級版”談判。其中的主要內容是，將自由化涉及的領域和范圍進一步擴大，比如過去的自貿協定主要集中在貨物貿易領域，隨著雙邊經貿關系不斷深化，包括服務貿易、投資、金融領域在內的多元化合作，成為雙方合作非常關注和追求的目標。所以，升級版的談判涉及到相互合作領域進一步擴大。

二是自由化水平進一步提升。比如進一步擴大零關稅的范圍，進一步消除貿易壁壘，比如減少一些敏感性產品領域。針對“升級版”的談判在2019年正式結束，雙方簽署了“升級版”的中國-東盟自貿協定，中國與東盟之間制度性合作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所以說，在中國和東盟之間建立一個長期穩定的產業鏈、供應鏈，存在著十分重要的制度基礎支撐，這個制度基礎就是中國－ 東盟自貿協定，這也將為雙方未來建立更加緊密的經濟聯系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礎。

同時，制度性合作反過來為雙邊經貿合作保駕護航。目前，在嚴峻的國際環境背景下，中國和東盟之間的貿易不但能夠穩定，而且實現一定的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從本世紀初開始推進的中國與東盟緊密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成果。

另外，東亞地區除了中國與東盟的雙邊合作之外，由多個國家和經濟體參與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甚至跨區域經濟合作的進程也在明顯加快。中、日、韓三國就如何簽署一個三國之間的自貿協定，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在投資自由化方面，特別是在服務貿易自由化方面，也取得了實質性進展，這使得區域經濟一體化初具雛形。

但是從長遠來看，由于國際經濟環境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尤其是美國對中國打壓可能是長期戰略，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依然嚴峻，中國需要加強與周邊國家的投資和貿易合作方式，建立一個以地區生產網絡為依托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這有助于實現中國企業繼續保持較高的國際競爭優勢，也有利于中國國內經濟的穩定和高質量發展。

總之，在RCEP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下，中國和東盟之間在投資和貿易方面會更加開放、更加便利。由于周邊國家之間文化相近、地緣相近，再加上RCEP自貿協定所形成的制度性合作的推動作用，這些都會使得中國和東盟之間經濟關系更加緊密。

白明：中國和東盟自貿區建立以后，發揮了積極作用：第一，東盟的很多農作物進入中國市場，如泰國大米、越南火龍果、菲律賓香蕉等。第二，中國給東盟國家帶來機會的同時，從東盟國家進口消費品也是我們消費升級、滿足多樣化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選項。

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物理連接也越來越緊密。比如，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老撾和中國合作建設高鐵——中老鐵路，北起中國云南昆明，南抵老撾萬象。又比如，早在1995 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在東盟第五屆首腦會議上提出泛亞鐵路的構想，修建由中國昆明經老撾、泰國、馬來西亞到新加坡等國家的國際鐵路，這條鐵路正在加快興建。還有印尼的雅萬 （雅加達到萬隆）高鐵，疫情期間還在積極地推進，沒有停工。

毋庸置疑，基礎設施聯通在一定程度上會促進“一帶一路”倡議下的貿易暢通。例如，一些東盟國家向中國出口的便利程度將會提高。隨著中老鐵路建成投入運營，原來需要海運繞10 天左右，今后有可能縮短到幾天，中國與老撾甚至可以做到朝發夕至，對方的新鮮水果當天就能擺上本國市場。這將會給東盟國家帶來很多機會。

RCEP談判分歧焦點

中國發展觀察：RCEP談判的具體細節如何，存在什么分歧？

白明：RCEP發起至今，已經過去了近10年，協議還未達成。美國總統特朗普一上臺就退出了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美國“退群”之后，剩下的11個國家經過多輪協商，2018年3月在智利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與進展協定》（CPTPP）。CPTPP覆蓋4.98億人口，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3%、全球貿易總量的15%，經濟規模僅次于歐盟和美墨加貿易協定，是跨太平洋地區的第一個大型區域貿易協定。所以，我認為日本對于不同的地方，其靈活性是有差別的。CPTPP確實有很多高水平的開放，越南顯然很難做到，如果沒有適當的靈活很難談成。對不同的國家來說，貿易協定的開放性水平很難做到百分之百“一刀切”。對不同的貿易協定有差別化，就是優先度不同。理論上來說他們（對這些協定）都是重視的，但能看出來重視程度上的差異性。如果暫時不想急于推進，在一些議題上就不松口；而如果需要加快推進，還是有機會求同存異的。

現在印度是否參加RCEP還是未知數。實際上印度接受不了RCEP的這種開放度，因為印度的關稅很高。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還是應該盡早建立RCEP。雖然要追求適當的含金量，但是如果要追求歐美國家的水平也不現實。能夠達成什么水平的協議，就達成什么水平的協議，相關各國只要做到比以前明顯地更開放就很不錯了，重要的是把這個攤子先鋪起來。

尤其是降稅方面。中方贊同大幅度降低關稅及非關稅壁壘，而印度有很多商品關稅比較高，印度國內的壓力就很大。有觀點認為，印度既想參與這個國際經濟合作，獲得市場準入的機會，同時又對自己的市場非常保護。但貿易協議應該是互諒互讓的，沒有只想獲利而不想付出的道理。

徐長春：當前，RCEP協議談判已經完成，內容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規定參與國之間90%的貨物貿易將實現零關稅；二是實施統一的原產地規則，允許在整個RCEP范圍內計算產品增加值；三是拓寬了對服務貿易和跨國投資的準入；四是增加了電子商務便利化的新規則。

趙晉平：RCEP談判經歷了比較長的時間。由于涉及16個國家，且其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各方對于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態度和熱度也有所不同，所以這個談判一直是比較艱難的。本來希望能夠盡早結束談判，使得東亞各國能夠享受這種制度性合作、區域自貿協定的成果，但遺憾的是一直未能實現。我們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后，15個國家能夠繼續推進RCEP的后續的工作，并且爭取印度能夠同意和接受。目前已經形成了一些文本。

在最理想的情況下，我們希望在2020年或者2021年能夠簽署一個包括16國在內的RCEP協定。但從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最大的可能是在2021年年底之前簽署一個15國的RCEP協定。這對于推動整個區域的經濟一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RCEP能真正簽署并且正式生效，這對整個東亞地區各經濟體之間，在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方面，將會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比如，這15個國家之間對絕大多數商品可以實行零關稅，并且大幅度減少彼此之間的貿易壁壘。

制度合作支撐中國－東盟關系走實走深

中國發展觀察：東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區域。據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我國與東盟進出口總值達2.0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6%，占我國外貿總值的14.7%，其中出口1.15萬億元，增長3.4%；進口9385.7億元，增長8.5%。上半年東盟取代了歐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如何看待中國與東盟之間的制度化合作包括RCEP對構建本區域內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影響？

白明：今年1-5月的數據顯示，東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2020年是中國－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下半年還要舉行第17屆中國—東盟博覽會。目前來說，這些因素還沒有直接反映在貿易上。反映出來的更多是經濟合作、科技合作或者投資方面的機會。東盟是我們的近鄰，合作已經延續了很多年。

此外，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有一定影響，其中既有替代也有合作。“替代”就是一部分原本從中國買的東西轉到去東南亞買了，特別是越南、菲律賓、柬埔寨、印度尼西亞這些國家。但是，一些產業可以轉移，整體產業鏈是轉不走的，零部件、元器件、原材料還得從中國買。東盟相應的產業配套能力沒有那么強，很難切斷與中國的經貿聯系。

趙晉平：中國和東盟之間堅持加強合作，不僅僅是貿易和投資合作日益加深，而且早在本世紀初就開始協商推進雙邊的制度性合作，比如就簽署自貿協定展開研究和談判。

2018年以來，美國先后推出一些對中國輸美產品加征關稅的措施，其用意主要是打亂全球已經形成的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特別是阻撓中國在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因為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已經形成相對分工合理的架構，核心的零部件和重要的裝備設備主要是在一些發達國家生產。中國通過進口這些設備和核心零部件，利用本國的勞動力競爭優勢，把跨國公司的零部件經過加工組裝以后形成最終產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由此形成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分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之間根據自身比較優勢形成的一種產業分工結果。但是目前美國要打破這樣一個進程，特別是遏制中國輸美產品的持續增長，減少美國對中國制造的依賴性。

在這種背景下，實際上對中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布局提出了新要求，也是一個嚴峻挑戰。如果還按照過去的模式，比如從美國、日本、韓國，包括中國臺灣地區，按照加工貿易的方式進口設備和零部件，經過加工組裝以后出口到日本、美國，由于面對美國加征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那么使得最終市場的去向受到嚴重阻礙。因此，供應鏈和產業鏈布局必須進行調整。

一方面，在中國制造形成產品之后直接進入美國市場，這種產業鏈供應鏈已經面臨嚴峻挑戰。另一方面，如何打破貿易保護主義可能帶來的沖擊和影響？許多中國企業到東南亞及周邊一些國家投資，把中下游的一些生產環節轉移到這些國家，一些核心環節還留在中國國內，再通過把核心零部件設備出口到越南和其他東盟國家，然后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加工組裝成成品之后，直接進入美國市場，可以避免美國對中國產品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實際上這種趨勢已經出現了。2019年以來，中國對美國出口已經開始下降，而且占整個出口的比重下降。在疫情發生之后，由于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再加上疫情沖擊，使得中國對美出口特別是出口份額下降趨勢進一步加大。今年1~5月份，中國對美國出口占整個出口份額又下降了一個百分點。從美國的統計數據來看也一樣，在美國的進口中，來自中國的進口占整個進口的比重，今年一季度下降兩個百分點左右。

同時，中國對東盟出口明顯上升。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我國對東盟出口1.15萬億元，增長3.4%。東盟對美國出口也明顯上升。換句話說，實際上發生了一個所謂市場轉移的問題，在一定意義上是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從產業鏈調整的角度出現了一個新動向。尤其像2019年以來，中國企業對東南亞國家的投資明顯上升，這在一定意義上是為了適應中美經貿摩擦影響的需要，這次疫情沖擊使得這種產業鏈和供應鏈調整進一步加劇。

從目前數據來看，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份額還在繼續下降，但美國來自東盟和其他一些國家的進口在增加。雖然這些產品是在越南以及其他東盟國家組裝，但很多是由中國企業投資所加工組裝的產品。從這種產業鏈、供應鏈布局調整的推手來說，實際上中國企業還是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們得到的一個啟示是：面對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我們可能需要通過“走出去”在海外進行投資布局，特別是在周邊國家進行投資布局，把中下游的一些生產環節轉移到這些國家，在當地加工組裝產品，最終進入發達國家，回避美國所采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另外，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要素成本上升壓力，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在一定意義上競爭優勢已經在逐步降低，我們勞動力資源面臨一個新的拐點，勞動力資源供給本身也面臨一些困難。通過這種轉移，在一定意義上，還可以充分整合和利用周邊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比較低的優勢，降低中國制造產品的成本，有助于提升中國產品在發達國家市場，包括在全球市場的份額。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對于中國企業本身，是應對中美經貿摩擦和疫情沖擊的一種產業鏈供應鏈調整的選擇。客觀上看，對于我們保持產業鏈和供應鏈穩定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

實際上，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從供應鏈產業鏈穩定的角度來說，由于大量中國企業到這些地方投資，雙邊貿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資企業做支撐的，有利于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安全和穩定。

RCEP與WTO：蹺蹺板？

中國發展觀察：區域經濟一體化會不會是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絆腳石”？RCEP與WTO是否呈現出“蹺蹺板效應”？

徐長春：如同國際貿易史上的其他時段一樣，當前全球各地區的區域貿易一體化和以WTO為代表的全球層面多邊貿易體制的功能發揮情況，呈現明顯的“蹺蹺板效應”，即WTO功能發揮較差的時候，區域經濟一體化則呈現快速發展的態勢。WTO自1995年成立以來，接替關貿總協定發揮全球國際貿易組織者的作用，致力于實施已經達成的多邊貿易協議，提供多邊貿易談判場所，組織新的貿易協議談判，審議其成員的貿易政策，處理成員間的貿易爭端。但是，WTO在2001年就組織實施的多哈回合談判，在經歷了19年的談判后依然沒有達成協議，目前處于停滯階段，看不到前景。這導致全球國際貿易領域的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國際貿易紅利難以進入生產階段。

WTO在推動貿易談判上的低效，導致各成員方難以通過WTO解決國際貿易擴張的需求，因此轉而通過區域貿易協定獲取國際貿易紅利，區域經濟一體化呈現快速擴張狀態。如，美國立足北美推動達成了“美墨加協定”；歐盟與韓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南方共同市場、越南等達成了自由貿易區協定。RCEP主要是東亞區域國家間達成的自由貿易協定，具有明顯的亞洲特色。在全球高質量開放的引領下，RCEP也達到了很高的開放水平，其貨物貿易開放水平達到了90%以上，屬于高質量的自由貿易協定。這與WTO談判的進展遲緩形成鮮明對比，從而使得全球多邊貿易體制與區域經濟一體化呈現更加明顯的“蹺蹺板效應”。

白明：我覺得兩者之間好像沒有太大的關系。我們在推進WTO改革的同時，也在大力推進RCEP談判，兩者之間沒有推進一個就妨礙了另一個的關系。對于RCEP這個平臺能否建立起來，我們也不能太樂觀。去年說爭取年底結束，但年底落空，目前只能說大家的共識越來越多了。尤其是在疫情面前，在世界經濟減速的大背景下，大家更知道抱團取暖，這有利于推進RCEP的早日形成。

我認為，既要有集全球各國為一體的整體推進，也要有由具備條件的國家先推進起來的部分。整體的推進與合作我們不放棄，因為WTO是適合全球化的開放，不同國家開放有快有慢，不能夠要求所有國家都齊步走。這個大圈子不能齊步走，但是可以先走小圈子，讓一部分國家先相互開放起來，步子可以邁得更大。RCEP是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體現，部分國家在一起抱團發展。甚至可以這么說，一部分國家形成了一個類似于全球化的區域性小圈子，而全球化是個大圈子。換言之，WTO是世界貿易的大家庭，RCEP是其中的一個朋友圈。朋友圈歡迎想要加入的朋友，但如果一些國家沒做好準備你就急于讓他進圈子，最后不但他進不來，反而還把整個建圈的進程拖慢了。

實際上，我們希望區域經濟合作能夠補充WTO顧及不到的缺陷或者短板，而并不是替代它。在WTO向前推不動的時候，區域合作談判的作用就相對地凸顯出來，也就是說，它既要發揮WTO的作用，又要發揮區域經貿協定的作用。這種作用可以相互補充，也可以相互替代。現在還沒有到二選一的時候，我們還是希望朝著相互補充的方向發展。但是如果WTO一直向前推不動，發揮不了它的作用，那么，就不僅是補充了。所以，現在更應當在WTO改革上投入更多精力。

中國發展觀察：WTO在消除數字貿易壁壘方面一直裹足不前，也未將數字貿易等形態納入監管框架。WTO改革遇到林林總總的困難，進展緩慢，加上當前的逆全球化趨勢，WTO這一全球市場下的多邊經貿合作體制還穩固嗎？WTO的作用和地位有沒有什么變化？

徐長春：截至2020年3月，WTO成員方共有164個，囊括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其涵蓋的地域范圍，除RCEP的區域外，還包括北美、歐洲等發達經濟體，也包括南美、非洲、中東等國家和地區。所以，WTO涵蓋的空間以及GDP總量，都要比RCEP多得多。但是，由于WTO開放程度要比RCEP低，而且一個經濟體的貿易對象有就近的特點，經濟體一般會選擇就近的互補性經濟體作為貿易對象。所以，許多國家采取雙輪驅動戰略，WTO和RCEP都加入，兩邊的好處都享受。

RCEP與WTO兩者的文本談判都是形成共同遵守的規則，也就是制度建設。RCEP的成果是達成自貿區的協議文本，并付諸實施。WTO的成果是根據國際環境的變化，改進原來的有關協議文本，即改進WTO的游戲規則，并補充空白領域的規則（主要指跨境電商、數字貿易等）。

WTO改革也是通過成員方之間的談判進行的，主要內容大致有三方面：“透明度問題”、“上訴機構危機”以及“規則制定”，基本涵蓋了WTO的三大基本職能，即“監督執行”（通過通報等透明度機制和各相關機構的日常工作來監督相關協定的實施和成員義務的履行）、“爭端解決”（通過包括上訴機構在內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成員之間的糾紛）以及“規則談判”（通過談判來制定新的貿易和投資規則）。

白明：任何區域經貿合作與WTO的開放相比，都是有差距的，因為WTO要照顧到所有成員方。這里面有開放度低的，也有開放度高的，整體開放水平不可能那么高。而在區域中，少數國家相互之間的協調難度比WTO小多了。WTO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眾口難調，區域經貿合作十幾個國家，相對來說“眾口”少一些，更好“調”一些，互相讓一步就有機會達成一致。

WTO談判進展緩慢，主要是談判包括很多新一代的內容，沒辦法往前推動。目前能夠推動的是兩項，一個是《貿易便利化協定》，本來早就簽了，因為印度臨時退出，最后又拖了一年半才簽。另一個是《信息技術協定》擴容，這個也簽了。爭端解決機制現在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因為大法官只剩一個了，而每個案件工作組至少要求三名大法官參加。

要實現WTO向前推動確實很難，特別是一些新的議題。但是如果沒有WTO，不僅無法推動這個新的“增量”話題，就連原來的“存量”話題也難以為繼。以前的許多成果，比如關貿總協定談的很多成果，在WTO運行期間，不斷和WTO本身變得密不可分。如果沒有了WTO，那么以前的成果就會很容易喪失；而一旦喪失了這些成果，在國際貿易中各國共同遵守的很多原則就會受到破壞，造成無法可依、無規可依。雖然WTO在確立新的規則上可能存在困難，但是目前大家基本上還尊重并且遵守著WTO的很多原則，比如公平貿易原則、爭端解決機制等。

我們的初衷其實是希望WTO能夠繼續往下談。雖然困難很大，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說《貿易便利化協定》。但是在貿易自由化方面，沒有太大的進展。而且服務貿易、電子商務、環境保護等這些新議題，都超出了WTO原來的框架設計。在這種情況下，區域的經濟合作相對來說反而更能發揮作用。

中國在RCEP、WTO中的角色

中國發展觀察：在RCEP、WTO當中，中國的角色以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如何？

白明：對于WTO的改革，中國提出了三項原則和五項主張，但是美國更多地強調WTO按美國的意思辦。其實，當年WTO的很多規則是在美國的主要參與下制定的，現在美國帶頭破壞協定、主張，比如貿易自由化，美國現在搞貿易保護主義。

中國在東盟的投資存量很大，合作包括電子商務、能源合作、環境合作等領域。只要RCEP這個平臺先建起來，未必要求這個平臺在初期就搭得很高，只要存在這個平臺，我覺得未來的合作空間就大多了。

說到挑戰，其實還涉及到我們的體制機制，并不是說我們就能一“開”了之。實現高水平的開放，要先從我們內部入手。現在“邊境上”的開放已經做得越來越全面了，包括降低關稅、減少關稅壁壘等，但更多需要的是“邊境后”的開放，比如產業政策、知識產權政策、環境政策、投資政策等。

還有自身開放以外的問題。如果我們自己開放了，但是別人對你是非對稱性開放，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們一方面要積極推進，但也不能急于求成。現在我們推出任何一項開放措施，世界各國都可以同樣享受到其中的紅利。我認為，對一些搞貿易保護主義的國家，開放時要強調一下對稱性。也就是說，我們要從以往的“點對面”開放逐步發展為“點對面”開放與“點對點”開放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疫情發生以后，有一些國家把重點轉向了東南亞。比如日本部分企業，既想減輕對中國的依賴，又想占據中國的市場，然后調整產業布局，美其名曰“中國+1”，這種想法就不利于區域內的經貿合作。

文｜《中國發展觀察》雜志記者 馬玉榮

實習生 張梓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