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RCEP很難實現其所宣稱的福利目標，那東盟為什么在自己尚且底氣不足的情況下提出RCEP倡議呢?新加坡學者Das給出了東盟RCEP倡議的三個動因：其一是要超越“10+3”和“10+6”的競爭給東亞合作進程造成的“剎車效應”；其二是要通過整合目前五個“10+1”自貿區，解決東亞合作中存在的“面條碗效應”問題；其三是要進一步加強東盟的“中心地位”。從接下來的分析可以看出，這里的第一點和第三點實際上是一件事，即東盟加強東盟的中心地位，只不過東盟選擇了通過與各國福利都相關的深化地區一體化這個途徑來實現其目的罷了。

　(一)東盟的“中心地位”及其條件性

簡要梳理1997年金融危機以來東亞合作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冷戰結束后堅持“大國平衡”戰略的東盟，在中國倡議建設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后，通過構筑“以我為主”的多個雙邊合作框架在東亞合作中獲得了中心地位。但更進一步的研究會發現，東盟所獲得的主要是一種功能性中心地位，即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發揮的主要是一個合作平臺作用，與此相對應的是一種功能性權利。因此東盟并不是東亞合作真正的權力中心，這從有關東亞合作主導權競爭的眾多文獻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種狀況的存在使有些東盟學者質疑東盟的中心地位說，而權力中心與功能中心的分離異化了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地位，使得東盟不得不通過維護自身的平臺作用來延續功能中心地位。為了更好的分析RCEP倡議與東盟“中心地位”訴求之間的關系，我們現簡要分析一下東盟目前在東亞合作中所處地位的特點。

東盟在東亞合作中所處的這個有利的中心地位得益于兩個因素：首先是東亞地區特殊的權力結構使得在東亞無法形成類似歐洲合作的法德軸心。作為小國集團的東盟，其中心地位的獲得依賴于東亞地區中日兩個大國即競爭又合作的國際關系格局。正是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東盟才能夠通過“大國平衡”這一外交戰略建構出以東盟為中心的合作框架。就這一點來說，雖說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正在重塑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力量結構，中日之間既斗爭又合作的局面短時間內應該不會改變。因此可以認為，東盟發揮功能中心作用的地區國際關系條件并未喪失。其次，東盟自1967年以來一直推動地區合作，在成員不斷增加、合作領域不斷擴展的進程中，積累了推動合作的經驗，這種被稱為“東盟方式”的合作模式雖受到不少詬病，卻是適合東亞的合作模式。可見，東盟成為東亞合作的功能中心也得益于東亞各國對東盟合作模式的接受。因為實踐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作為加強區內市場建設的努力，東盟提出的加強與中、日、韓三國合作的倡議得到了積極響應，并發展成為新的地區合作平臺。

上述兩個因素的存在實際上反映了東盟“中心地位”的條件性。實踐中，盡管基于路徑依賴的考慮，短期內東亞不會出現取代東盟作為東亞合作主導力量的挑戰者，但東盟要不斷提升自身的一體化水平，才能滿足主導東亞合作向前推進的要求。這種要求催生了東盟以經濟共同體、政治安全共同體和社會文化共同體為支柱的東盟共同體計劃。因為東盟很清楚，其在東亞合作過程中獲得了有利地位依賴于內部長期合作形成的“東盟方式”，但進一步鞏固這種平臺地位、發揮區域合作功能中心的作用要靠東盟自身的能力建設——自身一體化。因此，最近剛剛結束的東盟第22次領導人會議把共同體建設作為首要任務。

上面分析了東盟取得東亞合作中心地位的兩個條件，但這是在地區合作框架內東盟發揮主導作用的條件。很顯然，只是自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東盟才從“10+3”合作框架開始逐步確立了“中心地位”。在此之前的三十年中，從來沒有東盟作為東亞合作的中心這個提法，原因很簡單，那時還沒有真正形成有效的東亞合作框架。這里有一個一般分析容易忽視的問題，即東盟作為地區合作的功能性中心地位必須依賴一個區域合作框架。這才是本文所討論的東盟“中心地位”的最基礎前提。

東盟“中心地位”的條件性決定了其地位的脆弱性。對東盟來說，為了維護這個有利的脆弱地位，它一方面要加強內部的一體化建設，同時又要全力維護東亞合作框架的存在。

(二)維護東盟“中心地位”是RCEP的首要目標

東盟地區合作功能中心作用的發揮依賴于一個進程穩定的東亞合作框架，這決定了東盟對東亞合作框架生命力的敏感性，或許也有助于解釋為什么東盟合作注重進程本身而不是合作進展。

從東亞合作的發展歷程看，1997年金融危機后，加強東亞區域市場建設的共同呼聲促使以東盟為中心的“10+”結構的迅速形成，這個以“10+3”和多個“10+1”相互支撐的結構，使東盟成為東亞合作的重要平臺，也造就了東盟作為東亞合作功能中心的地位。盡管東盟這個功能性中心的背后一直有中日爭奪主導權的問題，但以東盟為中心的合作框架仍得以維持。但2006年東亞合作陷入“10+3”與“10+6”框架之爭后，東亞合作框架的異化發展使得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合作進程實際上陷入了停滯。從事后的發展看，這項以去中國影響為主的競爭性倡議取得了期望的結果，但卻因框架競爭造成的進程停滯危及到東盟作為地區合作中心這一功能的發揮。東盟近兩年發表的各種聲明、宣言等文件中，“中心地位”是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詞，這說明東盟已經意識到其“中心地位”正面臨深層次的挑戰。

2009年，美國加入并全面推動TPP的舉動則使東盟的中心地位面臨更嚴重的威脅。由于亞太經合組織(APEC)已經明顯失去了活力，而且APEC框架下早期制定的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為主的《茂物目標》已經不適合變化了的亞太，這意味著美國失去了與東亞合作的有效聯系。通過以建設亞太自貿區(FTAAP)為目標的TPP，美國一方面重塑了聯系東亞的合作平臺，另一方面通過新的合作框架為東亞制定游戲規則。到目前為止，TPP采取的仍是單個國家加入談判的方式，進入門檻很高，改變了東盟在東亞合作中“整體作戰”的習慣安排。此外，TPP設計的目標是以APEC為框架自貿區，而東盟部分成員不是APEC成員，因此即使TPP最后擴展到APEC范圍，也不會包含一個完整的東盟，東盟顯然不能指望在這個框架內發揮中心作用。

綜上所述，東盟很清楚要實現RCEP倡議的目標很困難。東盟通過這個新的框架巧妙地避開了中日在東亞合作中的競爭，成功開啟了一個以東盟為中心的東亞合作進程。不僅如此，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東盟實際上是從此前它所希望的“10+6”開始推動RCEP，這同時也算走出了因為擔心中國的影響而擴展東亞合作框架而造成的被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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